【安邸AD 设计+艺术】Sean Scully爱人与斗士
【导语】在Sean Scully波澜壮阔的人生里，不管绘画，还是生活，搭与不搭从来不在他的考虑范畴里，“你可能有一千种方式犯错，但做对的方式只有一种，所以犯错要有意思得多。”人们告诉我他是一个老愤青，他沉吟片刻说，“我想，他们的意思是我是一个爱人（lover），也是一个斗士（fighter）。”
Sean左侧是他2012年创作的亚麻布上油画《Red Chamber》，与右侧2013年的作品《Queen》并置，他对于色彩、结构、情绪的把握与平衡令其作品具有惊人的视觉冲击力。他总是显得自信满满，此刻坐在一堆凌乱的绘画工具后一个从街上捡来的沙发里，他调侃自己是“一堆垃圾中的国王”。
Sean Scully（肖恩·斯库利），战后抽象主义绘画中一位重要的国际艺术大师。1945年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，1975年移民美国。现在创作和生活于美国纽约、西班牙巴塞罗那和德国慕尼黑。他曾于1989年和1993年两次获得英国“透纳奖”提名，常年受邀在世界顶级博物馆和艺术机构广泛巡展，作品被超过150个国际主要博物馆收藏。他被著名哲学家和艺术评论家阿瑟·丹托（Arthur C.Danto）评论为“属于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油画大师之一”。
工作间里有Sean近几年的一些作品，黄色亚麻布上油画《Untitled》（2013年），紧挨着它的是铝上油画《LandlineBlue Black Cream》（2014年），后面墙上右边那幅是铝上油画《Landline Field》（2014年），挨着它的是亚麻布上油画《Red Chamber》（2012年），照片远处深色画作是亚麻布上油画《Landline Sea》（2014年）。他说近来一直想到海，最喜欢用海蓝色。
“如果作品太感性就可能缺乏深度；我非常看重结构，注重哲学思考。二者在我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，可能这幅画比较平静，那一幅更激荡，但结构都很好。”
Sean的作品通常是大尺幅的，后面墙上挂着他2013年创作的10幅小油画《Horizon10》，地上有几幅2014年的新作，不经意中与Oisin的彩色玩具小车相映成趣。
无意中抓拍到Sean坐在窗前餐桌旁的样子，我说这让我想起美国绘画大师爱德华·霍普（Edward Hopper）作品里的人物，Sean说很巧的是他在纽约的家紧邻霍普的出生地奈亚镇。餐桌上也堆满了Oisin的各种玩具，吃早饭时他也要玩玩具，Sean承认自己对儿子很溺爱。
另外一个工作间里，随意摆放的各种工具看起来也挺有艺术感。
Sean和妻子Liliane Tomasko以及5岁的儿子Oisin，Oisin喜欢把手放在父亲的脖子那儿，像个小天使。Sean有着深沉的爱尔兰民族情结，他给儿子取的名字源于著名诗人叶芝描写的爱尔兰神话英雄。Liliane也是一名画家，他们两侧的画作就是她的作品。
这是Sean家里最真实的状态，看起来凌乱又别具美感，门这边是图书室，那边是工作间，Oisin的玩具到处都是，他和妻子每人一天轮流带孩子，不带孩子的那天就画画。地板上铺着Sean多年前从拍卖会上买来的地毯，门口望过去可以看见他的铝上油画《Landline Blue Black Cream》（2014年）局部，门上方的画作是Sean的个人收藏，出自法国艺术家Gilles Altieri。
“如果你爱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也会爱你。你必须先学会爱才能收获爱。”
慕尼黑乡间，风景静谧如画，令人心旷神怡的绿色原野上，巴伐利亚风格的农舍隐现，天边映着阿尔卑斯山脉淡淡的剪影，艺术家Sean Scully的工作室就在这里。少年时代饱受贫穷颠沛之苦，7岁时他已辗转生活过9个地方，潜移默化中，四海为家似乎变成了一种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，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他会腻味。他和画家妻子Liliane Tomasko以及5岁的儿子Oisin（名字起源于诗人叶芝描写的爱尔兰神话英雄）往返于纽约、巴塞罗那和慕尼黑三个城市居住、工作。他还透露明年将把这间工作室迁往柏林。
Sean Scully是战后抽象主义绘画中一位重要的国际艺术大师，曾于1989年和1993年两次获得英国“透纳奖”提名，常年受邀在世界顶级博物馆和艺术机构广泛巡展。他将于今年11月和明年3月分别在上海、北京先后举办大型个展，这也是他首次来华展览，无疑将是艺术圈的重磅事件。真实的Sean Scully到底什么样？我们幸运地得到了一次拜访他的慕尼黑工作室的机会。刚到楼下，就见他站在二楼门外急匆匆地喊道“快上来，我有事跟你们讲！”我正担心大师会不会临时出状况，他笑哈哈地说儿子Oisin马上要跟妈妈去游乐园约会小女友，问我们要不要赶紧抓拍一张合影，于是工作就在这乐不可支的家庭合影氛围中拉开了序幕，接下来的访问也一直保持着欢乐的节奏，正如他在我面前即兴开唱，“what a beautiful day”。如果没成为画家，我想他也许会成为一名电影明星、摇滚乐手、脱口秀主持人、职业空手道教练、作家……或者同时身兼数个身份。而他则说：“我从前一心想成为画家，现在也只想当个画家，这一点从来没变过。”
这里由一间普通的当地农舍改造而成，如今依然保持着朴实的面貌，既是工作室也是家。年轻时思想偏左的Sean喜欢简单的生活，反感一本正经，那些日积月累下来的物品充满了故事感。他带着我们观看他最近几年的作品、妻子Liliane画作中卧室里的床，还有Oisin童稚的涂鸦，对Liliane和Oisin的一切赞不绝口。虽然喜欢住在不同的城市，Sean希望每个地方都有熟悉的样子，所以慕尼黑工作室的风格和纽约、巴塞罗那的差不多。一张长长的橡木餐桌是从瑞典定制的，他一下子定了三张，每个城市各一张。地板上那张摩洛哥风格的地毯，是父亲去世时他为了安慰母亲带她去拍卖会买来的。每个空间都有儿子最爱的玩具，连餐桌上也堆满了。Sean承认，自己就是一个无原则溺爱孩子的父亲。
AD：你那么宠爱儿子，是否与自己艰辛的童年经历有关？
Sean：我想是的。我出生于都柏林，小时候家里非常非常穷，没有地方住，也没有东西吃，有时候要靠乞讨和好心人接济过活。后来，我们举家迁往伦敦。我15岁开始在印刷厂工作，靠吃玉米片填饱肚子。鞋底全是破洞，只好剪装玉米片的纸盒垫在里面，那样脚才不会磨到地。我吃着玉米片，走在装玉米片的纸盒上，听起来就像一件艺术品，好玩吧，直到今天我都记得那纸盒上鸡的图案。我一天工作12个小时，包括所有星期六，一周只能赚５镑。我过了5年那种生活，直到后来去夜校念艺术。去夜校对我来说其实意味着很大的牺牲，我和朋友们都喜欢玩音乐、泡妞，为了念夜校我都割爱了。后来我又进了艺术学院，那里的孩子都来自中产阶级家庭，都在混日子。我呢？我的头就像一个破冰锤，尖利地瞄准一个点，努力开凿，不曾浪费哪怕一分一秒，我觉得自己就像死后重生投胎到了天堂。成为艺术家是我毕生的梦想，我从来不曾调头往后看。
AD：你为什么想当艺术家？
Sean：我一直都有这个梦想。可能跟我的爱尔兰成长背景有关，爱尔兰是个很艺术的民族。我还记得祖母房子里那些假的花窗玻璃，典型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风格，光影透过它们美极了，非常吸引我。我也喜欢盯着教堂里那些漂亮的画看。后来我回那个教堂参加过一次葬礼，打听那些画在哪儿，被告知它们早就被扔掉了，那些我在儿时情有独钟的画，它们实际上一文不值。当我们终于有了房子，邻居包括一对犹太夫妇，一个得了传染病的男人。这就是我的成长环境，非常戏剧化，想起来也很有趣。我妈妈是个歌手，她最喜欢唱《Unchained Melody》（这首歌后来因为被《人鬼情未了》拿去做主题曲而风靡全世界），一首很悲伤的歌，歌里写道“lonely rivers flow to the sea”，全是关于河流的，这个标题我后来在画里用得挺多。我父亲从前在阿森纳青年队踢球，一个天才，踢得棒极了，能在中场射门，但过去不流行当球星，因为赚不了钱。他被送去工作，只好当了个理发师。我父母后来还得过世界探戈舞赛冠军，不可思议，那是在1950年代，父亲得奖时身患脊椎癌，他简直太酷了！我的艺术天赋应该是遗传自他们。爱尔兰人创作了20世纪最负盛名的小说和戏剧，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，塞缪尔•贝克特的《等待戈多》。他们都是爱尔兰的宝藏。他们也像我一样，背井离乡，学了外语（Sean自学了德语和西班牙语），把自己变成了另外的模样，但不变的是与生俱来的悲伤，爱尔兰人把悲剧情结变成了有意思的作品。爱尔兰有过非常惨痛的历史，鲜少有人知道，最早被输送往海外的奴隶并不是起源于非洲，而是爱尔兰，那些往美国运送奴隶的船只被称作棺材船，因为整个过程中会有半数人死掉。大灾荒期间，爱尔兰的人口由600万锐减至300万，之后再也没有恢复。贝克特的写作风格很爱尔兰，跟我的画作一样，有着一些看似令人费解的幽默，黑色幽默，比如《等待戈多》。我第一次观看《等待戈多》已经20多岁了，当时觉得太震撼了，仿佛置身于天堂。
AD：你在爱尔兰还有亲人吗？他们会成为你作品的主题吗？
Sean：没有了。爱尔兰人像蒲公英一样被吹散在世界各地。爱尔兰本身就分崩离析，文化也是。我的祖父被迫参加英格兰军队，他很不情愿，最后自杀了，但死亡证明上写着“酗酒而亡”，连最起码的尊重都得不到。我在为他做一件作品，一张死亡证书，职业一栏写着“旅行者”，意思是像吉卜赛人那样，我打算带去中国展览，名字就用了莎士比亚的戏剧《李尔王》。我为母亲做过一件作品，为早逝的儿子Paul做了一件，还有祖母，我要为所有逝去的亲人创作。那些背后的历史会敦促你做些什么。我和Bono（U2乐队主唱）是好朋友。他和我很像，他工作也很认真，很乐观。有一天我在他家，他边下楼边唱着“what a beautiful morning”。我稍改了一点，为我的儿子唱道：“Oh what a beautiful day（morning）.I’ve got a beautiful feeling everythingis going Oisin’s（my）way.”Bono也是爱尔兰人，他的母亲在他祖母的葬礼上突然去世了，幼小的他遭受了沉重的打击。不幸的是，我是在英格兰念的书，不能算作纯粹的爱尔兰人，但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幸运，如果不念夜校我就不可能碰到那么多机遇。
AD：能否聊聊你是怎么成名的？
Sean：我念完夜校，参加了正规考试，政治和艺术史得分都是Ａ，还有两篇论文得了Ａ+，这个成绩可以上牛津，但我不想搞学术，一心想成为画家，现在也还是只想当个画家，从来没变过，从这点来看我还挺单纯。后来我去了纽卡斯尔大学念艺术。毕业之前作品就上了电视，《卫报》也刊登了作品的大幅照片，我就这样成名了。毕业之后，我直接进入了当时伦敦最好的画廊Rowen Gallery，那里展示的都是顶尖艺术家的作品，包括Phillip King、Barry Flanagan、Bridget Riley、Michael Craig Martin等。每个艺术家都希望在那儿开个展，而我一下子就做到了，首次个展作品全卖光了，其中５幅还被博物馆永久收藏。所以，我是一出道就成名了，中间没有停顿，也不知道默默无闻是什么滋味。有一天，当我看到《时代》周刊上有则广告说要去美国看看，于是动身去了纽约。
AD：你觉得你所收获的一切理所应当吗？你很幸运吗？
Sean：我觉得是。这么说吧，如果你爱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也会爱你。你必须先学会爱才能收获爱。我一直热爱这个世界，虽然我从不认为它很美好，它有战争，有不公，我自己也在不断斗争。3000年前，在罗马一英里一英里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……现在，当坏事发生，人们可以游行，写文章声讨，通过不同方式反对它，这在一定程度算是一种进步了。对，我是幸运，《等待戈多》里有个人物名字就叫作“幸运”。
AD：你为什么去纽约？初到纽约挣扎了多久？它对你的创作有何影响？
Sean：当时我在伦敦已经大获成功，为了去纽约放弃了很多。我最初是画肖像的，后来开始创作抽象作品。我对抽象表现主义和极简主义很感兴趣，想去美国试试看。英国没有出现过伟大的抽象画家，一个都没有。我想见到所有那些我感兴趣的人，和他们待在同一座城市，Carl Andre、Eva Hesse、Robert Ryman、Robert Mangold、Frank Stella等，后来我差不多见到了所有人。纽约是残酷无情的，它让我的创作艰难多了，但我足够顽强，头5年过得很辛苦，但我挺过来了。上世纪70年代，和我同时期过去的所有欧洲艺术家都因为受不了选择了离开，我是唯一留下来的。
AD：那么你喜欢和别人竞争吗？
Sean：竞争是一件好事。在有竞争的情况下，你会想不断提高自己。但另一方面，美式竞争是怎么让对手跑得更慢，不好。我觉得爱的力量远远大于仇恨。
AD：可以讲讲你在创作时的状态吗？
Sean：有一次，大概凌晨3点，我在纽约的公寓里，怀抱着Oisin，当时他还只有两岁，他的呼吸特别美，窗外曼哈顿灯火明亮，哈得孙河上升起了薄雾，这一切太美了，就像童话故事。第二天，我在工作室画了一幅黑白作品，取名《Oisin的呼吸》，一气呵成，像呼吸一样自然——这就是我的工作常态。我不喜欢修修改改。事实上，我很受“禅”（Zen）的精神影响。到现在我已经练了35年空手道，冥想也是练习的一部分。画画是个体力活，我的作品大多数尺幅很大，而且我画得相当快。我平常总在找眼镜，花在上面的时间简直就跟画画的时间一样多，但我作画时从来不用戴眼镜，很奇妙。
AD：在这样一种创作状态下，你的绘画如何达到感性与理性的最佳平衡？如何控制自己的节奏？
Sean：我的作品很好地融合了感性和理性结构，我觉得这才是艺术的最高境界。如果作品太过感性就可能缺乏深度；我非常看重结构，注重哲学思考。这并不是说我有多高深，只是我喜欢有深度的东西，同时我的作品也很感性。二者都会在作品中有所体现，可能这一幅比较平静，那一幅更激荡，但结构都很好。我有一幅画叫作《Falling Wrong》，我觉得犯错比做对有意思得多。你可能有一千种方式犯错，但做对的方式只有一种。画画也一样，我没有试图画对，而是更多地去想怎么画有意思。这种关于错误的思想在我的作品中随处可见。我也从不考虑事物之间搭或不搭，随心所欲去组合，这就是我对生活、绘画、色彩的态度。
AD：很多人把你和马克•罗斯科（Mark Rothko）进行比较，你怎么看？
Sean：是有很多人这么说。我和他其实不太一样。他喜欢神秘主义，画风比较平和，没那么强烈。我的画风更激进，有点像雕塑，有棱角，动态感强。他永远不会这样画。我喜欢强调作品的素材和生活的素材。
AD：你关心政治、民族性，但创作中好像并不涉及政治题材？
Sean：我不会直接提到政治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不重视思想自由。艺术是关于自由的思考。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。我觉得文化和艺术远比政治更重要。我年轻那会儿很喜欢政治，还主修过政治学，得分很高，偏向左派社会主义（现在趋于中立），我会写，能演讲，完全可以走上政治道路，但我选择了艺术之路。政治家是管理型的，他们看守着大门，而艺术家负责如何让门中的风景更美，我觉得艺术的某些因素更能帮助人类长远发展。
AD：你喜欢什么颜色？
Sean：最近我经常用蓝色，海蓝色。我最近常常想到海。
AD：你有一双很美的绿色眼睛，又善于自我表现，你从没想过当电影明星或音乐家吗？你写的艺术评论也非常棒，没想过当作家吗？
Sean：我的眼睛有时会变成蓝色。我年轻时去餐厅，人们都会盯着看，因为我那时候是个美男子（他用的词是“beautiful”）。后来结婚了也还是会有女人跑过来当着我妻子的面献殷勤。我以前组过摇滚乐队，自己当主唱，像我母亲一样是个歌手。但我希望能做一些更具有持续性的事，当歌手太摇摆不定了，连Bono都是，即使他是全球第四大名人。但我的创作的确会受到音乐的影响，我喜欢摇滚乐，画画时也会放音乐。（他为我们播放了Patti Smith的《Gloria》，她的歌里他最爱这一首）我们爱尔兰已经诞生了最伟大的作家，还是当画家更特别，哈哈。
AD：你家里杂七杂八的东西也不少，你喜欢收藏吗？
Sean：喜欢买东西，但谈不上收藏。餐桌旁边墙上这幅画是一位艺术家朋友的，买下来算是一种帮助，白给钱他也不会要。有时候在街上看见一把不错的椅子，我也会把它搬回工作室。我买了很多衣服，都丢在柜子里没穿过，平常穿得很随便。有一天Bono跟我说我需要一套好西装。我说你要想给我一套就给我，反正我不会穿。他说穿不穿是一回事，有没有是另外一回事。我们当时还在都柏林的一家餐厅吃着饭，只见一个裁缝带着尺子和布料过来了，开始给我量尺寸。我选了一块做面子，另一个朋友选了块里子，我发现里子的图案竟然是我的一幅画！
AD：你怎么教育儿子？
Sean：他马上要念小学了，之前他从没进过任何学校，所以他比一般小孩更纯真。等他大一点了，我会教他空手道。我们说学校里常常会有欺负人的事情发生，他问我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，应不应该出手。我告诉他一定要帮忙，不能看着别人被活活欺负。这确实是个问题。有的小孩子会因为在学校受不了欺负而去自杀。
AD：你的口音很英国，但讲话的方式挺美国。
Sean：这就对了。人都是这样，没那么纯粹。
AD：你觉得到底哪儿才是你的家？
Sean：可以是任何地方，包括中国。当我在那里工作的时候，我说我对中国的爱不亚于对爱尔兰的爱，对中国人的爱也不亚于对爱尔兰人的爱。
（photographer:Peter Le
writer & editor:Wendy Wang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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